“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

“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当时，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落泪。”——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

东京审判以如山铁证，将日本侵略主义者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仅17人组成的中国团队大量搜寻证据，在法庭上与日方展开激烈交锋。他们用无可否认的铁证，筑起正义的基石，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争座位”

东京审判开庭前，法官席位排序曾引发争论，梅汝璈在日记里多次记录这一问题。最终确定，各国法官座位依照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庭审现场，梅汝璈坐在庭长威廉・韦伯的左侧。

法庭正面最高处是法官席，左起第七人为梅汝璈

梅汝璈在1946年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笔者注：中央社东京特派员）对我的位席是排在第二，紧靠庭长的左手，表示满意。他说他已经听见外间关于法官座位的次序问题有许多流言……他对我能够保护国家应有的地位表示庆贺，说必定打电报回国去宣传。“

梅汝璈在日记中感慨道：”这是我国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我个人实无功绩可言。只要我们国家努力和平建设，国际地位必可保持不堕。“

这次的“争座位”之举，为中国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宝剑赠英雄”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飞赴东京，当时《中央日报》等报刊在显著位置报道此事。

抵达东京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顾毓琇将一把宝剑赠与梅汝璈，说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回复道：”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梅汝璈

梅汝璈对日本侵略者满怀愤恨，他在日记中多次抒发情感：”我看见那一群家伙就不免义愤填胸，好像同胞的愤恨都要在我一个人的胸口内发泄似的……我今天特别注意辨认各战犯的形容和表情。我把他们的姓名、照片、座位对照来看了几遍。他们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许多回忆和愤恨……“

驳斥被告

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全程参与庭审，累计发言20次，庭审记录达306页。庭审中，日本律师团代表清濑一郎质疑法庭管辖权，甚至否认中日之间存在战争。

清濑一郎在法庭上就管辖权问题发言，反驳检方的观点

面对这般狡辩，向哲濬当庭驳斥：”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向哲濬

向哲濬言辞铿锵，直击要害，以事实击碎了辩方的谎言，捍卫了中国的正当权益，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捍卫正义的坚定决心。

“谈虎色变”

1947年9月16日，法庭进入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举证辩护阶段，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负责询问与反驳。土肥原的证人爱泽诚谎称其仅负责采集新闻情报，还称土肥原“忠厚老实”，企图掩盖其侵华罪行。

倪征（日奥）在法庭上

倪征(日奥)提交了一份盖有土肥原名章的《奉天特务机关报》，其中一页记载“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倪征(日奥)在回忆录中写道：”土肥原竟在报告中使用中国成语，不愧为有名的‘中国通’。可惜弄巧成拙，自投罗网。土肥原、板垣两人本来都在中国作恶多端，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现在这两人的大名竟同时出现在一个文件之内，不仅是‘自投罗网’，而且也为我们造成‘一箭双雕’的机会。“

土肥原的美籍辩护律师华伦辩称这个文件讲的是一只“老虎”，与案情无关，法庭应拒绝接纳作为证据。

倪征(日奥)随即回到讲台，解释称“谈虎色变”是一句中国成语，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倪征(日奥)回忆道：“当时会场肃静，听我解释后，几乎哄堂大笑起来。”

这份来自日军的档案，成为土肥原作恶多端的铁证，也展现了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专业敏锐。

东京审判是人类追求正义、捍卫和平的重要里程碑，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这场审判存在局限性与历史遗憾。正视遗憾，是为了更好地警示未来。东京审判存在何种遗憾？敬请关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