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和我馆在上海联合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三大板块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80年后，这场审判的正义性、局限性与当代意义再次成为学术焦点。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集中以大篇幅报道了此次研讨会。

人民日报 |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坚定捍卫历史正义 共同守护人类和平》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5月28日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主办，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嘉宾认为东京审判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呼吁各国铭记战争教训、坚守战后国际秩序、共护亚太与世界持久和平。

铁证如山，侵略罪责不容篡改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受理证据4336件，形成近5万页英文庭审记录，以严密司法程序、如山铁证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将战争元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东京审判明确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本质，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追究战争元凶个人刑事责任的先例，发动侵略不再是政治说辞，而是必须承担法律与道义责任的国际罪行。审判以翔实庭审记录，完整列明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发动对外侵略的全过程，从法律上作出不可动摇的侵略定性。”

日本学者森正孝40余年持续开展日军细菌战实地调研，“由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等细菌战罪行未在东京审判受到追责，这段历史在战后长期被日本刻意遮蔽，我多年走访遗址与幸存者，只为还原被掩盖的战争真相。”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指出，如今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说辞，本质上都是当年日军辩护律师论调的翻版。“东京审判中检方的证据来源主要有三类：证人当庭作证并接受质证、法庭直接宣读的书面证词与文件、法庭确认采纳的书面证据。这些证据不仅来自作为受害国的中国，还来自美国、德国等第三方国家的外交文件、档案资料，以及对日本证人的法庭问询记录。庭审期间，检方已对辩方律师的质疑进行了反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近期东京审判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日记、手稿等珍贵史料入藏我馆，并进行专题展览，多维还原审判真相，为历史正义再添铁证。”

法理铸碑，正义底线不容颠覆

与会专家认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其与纽伦堡审判一道，确认了侵略属于国际罪行，个人应负刑事责任，官方身份不免责等获得普遍认可的现代国际刑法的原则，成为国际刑法发展史上不朽的丰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秀梅表示：“东京审判首次以国际司法形式，确立了发动侵略战争是国际犯罪的根本原则，明确了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等法理概念，确认了个人必须为其战争暴行承担刑事责任，确定了官方身份不免责和指挥官责任。面对反人类滔天罪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理应让位于人道主义崇高价值，这是审判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法治遗产。”

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在其书面致辞中表示：“东京审判确立侵略必担责的重要准则，正义没有双重标准，各国民众苦难不容漠视，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才是人类共同追求。”

纽伦堡原则学院副院长薇薇安·迪特里希评价：“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共同筑牢国际司法根基，铭记审判、坚守法治准则，是人类共同使命。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言‘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至今仍振聋发聩。”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强调：“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以所谓‘事后法’‘胜利者的审判’等谬论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借此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这种势头若不及时遏制，战争的悲剧可能再次重演。”

警惕逆流，共同守护地区和平

与会嘉宾深刻剖析当下东亚局势，严斥日本右翼歪曲历史、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警示军国主义回潮风险，呼吁坚守东京审判共识，以史为鉴、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日本现任首相持右翼史观，否认侵略定性、否定村山谈话、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漠视历史反省责任，这样的政治人物难以获得亚洲邻国信任。真正的民族尊严，不在于掩盖过错，而在于直面罪行、勇于担当。”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说，5月3日，既是东京审判开庭日，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承载着反省战争、坚守和平的双重意义。但如今，日本政府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日中共识，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军国主义回潮苗头值得高度警惕。“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的价值，坚守和平初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改善日中关系、维护地区稳定的唯一出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说，日本对外标榜“和平国家”形象，对内放任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历史认知分歧已成为东亚和解最大障碍，唯有坚守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才能凝聚互信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对比德日民众历史认知指出，日本社会受右翼思潮误导，仍有相当比例民众否认审判定论，根源在于一些势力刻意回避战争罪责、歪曲历史真相。

外交学院青年学者王达表示，战后日本新生代战争记忆日渐淡漠，日本青年应摒弃消极心态，正视东京审判历史遗产，坚守历史正义、扛起时代责任，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奚立峰在致辞中表示：“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守护全人类共同和平记忆，昭示侵略必受惩罚、正义不容践踏。向年轻一代传递法治与和平信念，就是坚守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东京审判参与国之一，中国有责任、有义务在国际上理直气壮地维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澄清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谬论，让更多人了解东京审判的真相和意义。这不仅是还历史以公道，更是警示未来，防止人类再次滑向战争深渊。”程兆奇表示。

研讨会跨越国界，贯通历史与现实，形成广泛共识：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法理价值、维护战后秩序基石作用绝不可撼动。国际社会应始终以史为鉴，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警惕日本右倾化与“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坚守战后国际秩序，以记忆守护和平，携手维护亚太乃至世界长久安宁。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06月01日第03版，记者 崔 寅

新华社 | 《跨越八秩：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与时代意义》

新华社上海5月29日电 题：跨越八秩：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与时代意义 

新华社记者 唐斯琦

八十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它不是一页已翻过的历史，也不只属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现场。每当侵略战争被美化、战争责任被推卸、历史事实被模糊，东京审判便会成为衡量历史真相、国际正义与和平秩序的一把标尺。

在5月28日举行的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从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视角展开深入讨论。不同语言、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历史经验在这里交汇，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要重温东京审判？

答案不只在过去，也在当下。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

“庭长阁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断乎进行的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毁灭的斗争。这个毁灭的危险并不来自于自然力，而是来自将世界导向毁灭的无谋的野心。这是一次强烈的控诉，我们无法用温和的语言来进行。”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首席检察官季南的这段开庭陈述掷地有声。

东京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名，形成了4.8万余页的庭审记录，1200多页的判决。以如山铁证和法定程序，对日本侵略罪行作出了正义的清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东京审判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更为约束军国主义势力，为亚洲地区和平及战后国际秩序打牢根基。

“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指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奠基石。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是在为重走军事大国道路扫清障碍。

日本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以庞大且无可反驳的证据，断罪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执行者个人的犯罪，是一场为了将世界从“毁灭”中带回到“文明”，从“侵略与暴力”中带回到“和平与协作”的正义审判。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从日本战后责任与国际信用的角度谈到，1995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深刻反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向全世界阐明了不战的誓言。

藤田高景认为，既然日本已向世界接受了东京审判，如今若再提出异议，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信任。遵守条约并诚实履行，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所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要求。

“那些暴行不是‘战争中难免的悲剧’”

一场审判，终会落下法槌，但正义的追问不会止于判决书的最后一页。

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将多国人民的战争创痛纳入国际法视野，凝聚起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指出，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即使是在国家权力之下行事，也可因其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一理念标志着国际法的一次重大演进。“正义绝不能有双重标准。”在他看来，“强权并不等于公理”这一原则，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

这种原则，也体现在对亚洲战争罪行的法律认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指出，东京审判覆盖的地理范围几乎囊括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涉及从中国东北到马来群岛的广阔地域和数十个民族、殖民地人民。它在法律上确认，日本对亚洲的战争是侵略战争，那些暴行不是“战争中难免的悲剧”，而是应当被追究的罪行。

“中国代表团最深刻的方法论贡献之一，还在于坚决拒绝以外交形式主义来定义侵略。”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柴湾认为，中国检察官在东京审判中坚持，侵略应由实质行为定义，即有意计划、准备、发动和实施敌对行动，而不是由是否正式宣战这一仪式化措辞决定。如果允许国际法被侵略者所选择的词汇所挟持，那么国际法的威慑能力和惩罚能力实际上就会被中和。来自东京审判的这一关键判断，对当代国际法律话语具有深远影响。

东京审判确立了重要原则，但仍有未竟事业。韩国前社会副总理黄祐吕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强制动员及731部队暴行等，东京审判仍存在司法上的不完整性和结构性局限。他追问：“为什么历史伤口至今仍未愈合，亚洲地区的冲突鸿沟至今仍然深刻？原因是清楚的。”

“和平并非必然到来”

东京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却是和平。

“和平并非必然到来，和平是被有意识地建设起来的。”马吉德表示，东京审判并不仅仅在于对过去错误行为的惩罚，它更关乎人类对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更需重拾对多边主义的信任，携手强化国际刑法，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塑造国际法律秩序。”纽伦堡原则学院副院长薇薇安·迪特里希说，“坚守法律正义必将凌驾于强权武力的信念，仍需要一代代人持续追求。”

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法政大学大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鸟浩谈及“5月3日”的双重意义：这一天既是东京审判开庭日，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前者意味着对战争的反省，后者意味着和平主义的制度化。可是在日本社会，知道5月3日也是东京审判开庭日的人并不多。白鸟浩认为，日本有必要摆脱只考虑本国事务的“一国中心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东京审判判决，正是重要教训之一。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宣扬错误史观，频频祭拜战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扩军、备战、拥核。这些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严防战争悲剧重演。

面对世界变局，日本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抉择，答案其实早已经写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廖诗评认为，唯有正视当年的法庭铁证，遵守当年的和平契约，日本才能真正走出历史阴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被亚洲乃至世界彻底接纳的文明国家，才可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东京审判留给日本最有益的教诲。

光明日报 |《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正义的回响与未竟的使命》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上海联合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法三大板块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80年后，这场审判的正义性、局限性与当代意义再次成为学术焦点。

为世界和平奠基的审判

东京审判究竟是一场“胜者的审判”和“事后法”的产物，还是一场经得起检验的正义审判？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从开庭之初连绵数日的管辖权之争，到进入庭审之后旷日持久的攻防，检方（法官团也同样）仍严守着‘普通的审判’的‘程序正义’。”其实，在确定战后审判的讨论过程中，对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面临的困难（如所谓“事后法”等问题），同盟国早已有了充分认识，最终没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处决或设立简易军事法庭的速审速决，而是知难而上，采用盟国军事法庭审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不仅希望取信于当下，而且希望垂范于后世”。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管建强表示：“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恶意歪曲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和抹黑审判的正义性，其动机是将日本从‘被审判的战败国’重塑为一个‘正常的’、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国家。”针对“事后法”质疑，他进一步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足以说明国际法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属于强行法。在二战前，‘法不溯及既往’并不是各大法系共有的原则。以日本为例，日本帝国天皇的敕令也是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以‘法不溯及既往’来抗辩，纯属日本右翼势力的无理取闹。同时，当国际法的效力依据与国内法发生冲突，如果因为‘法律无明文规定’就放任不处罚，反而违背了最基本的人类正义原则。当某些国内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与构建人类和平秩序的正义国际法发生冲突，国际法效力高于国内法是理所当然的。”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日本应像德国对待纽伦堡审判一样正视东京审判。

程兆奇在演讲结尾引用了梅汝璈法官的评语：“以我之见，东京审判像纽伦堡审判一样，应该被视为‘产生于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伟大事件’（借用杜鲁门总统的话说）。”

被湮没的声音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检察官团队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评价。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在专题研讨中表示，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团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真相，成功推动将日本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纳入审判范围，并最终写入了判决书。然而，进入2000年后出现质疑，认为中国团队在法律层面贡献有限。更有日本学者将曾担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璈描绘为“安静、谦逊”，顺从于多数派法官团队的角色。

石田隆至明确指出，以梅汝璈为代表的中国团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的运作模式及裁判逻辑深深打着美英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实事求是地正面肯定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贡献，还敏锐地指出：针对亚洲特有的战争罪行，必须确立与之相称的审判制度。这些要求体现了被侵略国不可退让的底线。值得重视的是，梅汝璈在东京审判结束后回国，为克服此前东京审判中面临的种种限制，更彻底地审判日本的侵略罪行，在新中国审判中作出了独特的法律贡献，这正是对其在东京审判中处境与后续努力的最佳佐证。

回望历史是为了照见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强调：“东京审判代表了用理性克制暴力，用法律守护和平的崇高理想。在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安宁不断遭遇危机的今天，我们更要传承和弘扬东京审判的精神内核，守护历史真相，以法治约束强权，共同抵制殖民侵略势力卷土重来。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向日本发出警示，如果不思悔改，重蹈战争覆辙，殷鉴不远，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未竟的使命

东京审判是否真的实现了彻底的正义？还有哪些罪行至今未被追究？

1946年5月3日在东京开庭的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开创了国际刑法的新纪元，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不得以国家行为为挡箭牌包庇战犯，战犯个人需直接承担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历史性进步。大韩民国前副总理黄祐吕直言，东京审判本身存在先天缺陷：亚洲受害国家与受害者被边缘化，被排除在外，参与东京审判的11个国家中，亚洲国家只有中国、菲律宾、印度三国，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及其他受害国家被禁止参与审判，大量战犯免于追责、逍遥法外。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等地对中韩俄等国战俘和平民实施人体实验，“其核心责任人竟未被起诉追责”。他总结道：“时至今日，亚洲地区伤口难以愈合，历史对立鸿沟难以弥合，原因已然清晰。无论是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强征劳工还是731部队暴行，东京审判都未能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纪念馆近期入藏了东京审判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日志、报告等珍贵史料，“为审判的严谨公正再添铁证”。他同时提醒：“东京审判未尽事宜至今犹存，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未被追究，细菌战战犯逃脱法律制裁，部分战犯重返日本政坛，军国主义根基未除，否认审判、美化侵略的杂音从未停止。”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奚立峰说：“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遭受严峻的挑战。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守护全人类共同的和平记忆。这场审判奠定了战后国际法治的基石，昭示着侵略必受惩罚、正义不容践踏的普世原则。今天，向年轻一代传递这份信念，就是要坚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唯有敬畏法治，方能筑牢和平。”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5月31日第7版，记者 孟歆迪、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