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次日又供奉“玉串料”（祭祀费）。同日，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参拜靖国神社，系高市内阁大臣首次参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对此表示，我们已经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日本涉靖国神社一系列消极动向，公然挑衅国际正义，粗暴践踏人类良知。中方对上述恶行十分愤慨，严厉谴责。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负有重要罪责的松井石根与广田弘毅。向这样的地方献上祭品，高市早苗究竟想祭奠谁、肯定什么、传递怎样的信号？

松井石根（1878—1948）

广田弘毅（1878—1948）

问题的实质，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祭祀文化”或“国内事务”。 靖国神社问题的核心，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能否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事关日本国家信义，事关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和平。

80年前，东京审判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之东京军事法庭外景——日本东京市原陆军省大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的情形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共同参与。法庭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人被判处绞刑。

东京审判不是“胜者的审判”，而是基于铁一般证据的国际司法审判。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南京安全区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来自多国的证人证言或质证记录，构成了无法否认的证据链——

1946年7月25日，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南京的唯一外科医生、美籍人士罗伯特·威尔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于12月13日清晨进了城……就在几天之内，医院里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伤势不一。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脖子后有个巨大的伤口，切断了脖子周围所有的肌肉。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兵的所作所为。”

罗伯特·威尔逊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美国人迈纳·贝茨作证：“我邻居家有两个男人，当他们的妻子被日本士兵抓住强奸时，他们挺身而出，却被带到我家附近的水塘边杀害，尸体被扔进了水塘。日本人进城后的几天时间里，我家附近的胡同和街道上到处是平民的尸体。”

迈纳·贝茨

美籍牧师约翰·马吉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证据：“每天都有强奸事件的发生。很多妇女、甚至儿童惨遭杀害。如果一名妇女拒绝或反抗的话，她就会被枪杀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照片，拍了一些录像，记录了这些妇女所受的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

约翰·马吉

中国人许传音，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住房委员会负责人，他作证：日军进城后野蛮射击任何人。陷落第三天，他绕城见尸体遍布，仅主干道就500多具，全城如此，均为平民，包括老幼妇孺。

许传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1946年6月18日在东京审判法庭作证，详细描述了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汉中门附近的大规模屠杀：日军用机枪扫射一批批被押出的中国平民，尸体沿斜坡滚入护城河。在他之前，已有16批、每批100多人被打死。伍长德在机枪声中拼命逃跑，被刺刀刺伤后倒地装死，日军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他从死人堆中爬出，在一间空房内躲藏了10天。

伍长德

在1947年11月24日的东京审判法庭上，加拿大检察官亨利·格兰顿·诺兰对松井石根进行了质证。面对诺兰关于日军在南京犯下强奸、抢劫、屠杀等暴行的追问，松井石根先是辩称自己是从记者、宪兵和日本领事处听说的，又试图以“在140英里外卧病”为由推卸责任。然而诺兰抓住其矛盾之处：松井承认12月17日进入南京后已从宪兵司令和日本领事处得知暴行，也承认曾对证人冈田表示“由于我的不经意使南京城凄风苦雨，十分抱歉”。这一质证有力地撕破了松井的推诿之辞，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松井石根被带进法庭

松井石根被提审

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

日本舆论在战后初期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 《朝日新闻》在审判开始后写道：“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不越过这个关隘，不清算这个现实，未来的光明就绝不可能照耀出正确的道路。”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面对中方和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批评，高市早苗等日本政要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

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 中国人民、当年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对否认侵略战争、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绝不答应。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击，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