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美国友人,我们不能忘记
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一部分外籍人士留在南京,参与救助难民,记录并向世界传递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86年前那些身处南京的西方人中,就包含了约翰·马吉、明妮·魏特琳等二十多名美国人......
拍摄记录并传播真相的美国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留在城内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台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悄悄地拍摄了日军屠杀后的现场和受害人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救治的场面,并在影片解说词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拍摄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留下了目前为止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动态影像。这架摄影机及其拍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的胶片母片,于201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记忆名录》。
马吉及其摄影机、胶片
马吉牧师战后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而其影像里所拍摄到的幸存者夏淑琴、李秀英、伍长德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人。
夏淑琴一家九口人被日军杀死七口后的惨景,被马吉拍摄记录下来。
马吉牧师拍摄下南京大屠杀影像后,由于日军封锁和盘查,一时无法把真相传递出去。这时,南京安全区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奇站了出来。乔治·费奇,1883年1月出生于苏州,中文名费吴生。1937年他留在南京,参与南京安全区的组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乔治·费奇
1938年1月,费奇有机会离开南京,于是他将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胶片秘密缝在大衣夹层里,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靠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将马吉拍摄的胶片秘密带出了南京。到达上海后,他又火速赶往柯达公司,将这些胶片进行洗印拷贝。1938年3月,费奇先生回到美国。他奔波于美国东西海岸,连续进行演讲、放映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奔波呼号。
难民营中帮助难民的美国人
南京沦陷后,部分中外教师无惧危险,继续留在南京坚守校园。当时南京安全区内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的5个设在金陵大学,总共接纳了5万左右难民。
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
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思迈斯等教授白天要在校园内守护难民,晚上还要值班,防止日本兵夜里抢劫难民财物、强奸妇女。由于长时间只能吃稀饭,很多难民营养匮乏,患了脚气病,贝德士等人想办法从上海运来蚕豆,为大家补充维生素。看到难民营里的孩子需要营养,他们又从上海运回奶粉和鱼肝油。
贝德士
为了丰富难民们的精神生活,1938 年元旦,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北大楼举办了金陵大学难民自修团,组织难民学习文化知识,由美国人玛丽·特威娜姆(戴籁三夫人,美裔中国籍)及其他中国人共30多名教师授课。
课程不仅有初级高级算数、初级高级英语、初级高级国语这些文化课,还有女子体育、男子体育、唱诗、音乐、劳作、圣经研究等,内容丰富多样,德智体美劳一样都不缺。难民们可以像和平年代的学生们一样,根据自身情况和喜好报名选修相关课程,充实自己的生活。
保住这个小课堂并不容易,在与日军交涉过程中,金陵大学农学院美籍教授里格斯(中文名林查理),就遭到过日本士兵的殴打。但金陵大学的师生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侵略者:你们也许暂时占领了我们的家园,但你们永远无法摧毁我们的意志。
里格斯
除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也被设立为难民收容所,而且是专门收留妇孺的收容所。收容所的负责人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魏特琳(中文名华群),1912年从美国来到中国,长期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魏特琳女士(前排左四)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12月13日,日军入城后,开始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在恐怖笼罩期间,大量妇女儿童蜂拥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日军进城后,每天都会有日本兵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搜捕妇女强奸。魏特琳整天在校园里巡逻,并安排外籍男士轮流守夜,防止日本兵来搜捕妇女。不少日本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抽了魏特琳耳光。但魏特琳依旧坚定地用她那高挑的身躯,在校园内守护中国女性不受日军的伤害,为南京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提供了庇护。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儿童
救治难民的美国医生护士
鼓楼医院,又称金陵大学医院,是南京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教会医院。
南京沦陷前夕,5名美籍医护人员和一些中国同事共2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留院工作,夜以继日地救助遭日军施暴的重伤者。这5位美籍人员包括:行政主管麦卡伦,医生特里默、威尔逊,护士海因兹、鲍尔。
从左至右:特里默、威尔逊、麦卡伦、鲍恩典、海因兹
罗伯特·威尔逊当时是留在南京的唯一一名外科医生。他虽是美国人,却生于南京,长于南京,他常用“我们”来称呼中国人。作为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医生的手术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在12月14日这一天,他就做了11台手术,到了12月18日,需要他直接救助的伤者已经高达150人。为了完成手术,他甚至用针筒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入激素。当时,手术消耗了他白天大部分精力,晚上还要出门制止日军的强暴行为。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最终摧垮了他的健康,威尔逊大夫不得不于1940年回国治疗。
威尔逊医生在检查病人
在医护人员拼命从死神手里抢救病人的同时,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也在冒着巨大危险 ,竭尽所能,为鼓楼医院员工和病人的生活提供保障。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负责医院的粮食运输、接送病人,这都是相当艰辛和危险的任务。日军占领南京后,医院每次收购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后,为了保障运输,必须有一个外国人伴行,这样麦卡伦不得不事必躬亲。除此之外 , 他还得接送婴儿 、 病人 , 他在信里写道:“ 有一项新职业 , 接送婴儿 。啊 , 是的 ,特里默和威尔逊迎接他们来到人世 , 而我是送他们回家 .......”
海因兹和鲍尔 , 她们原来就是鼓楼医院的护士 , 也选择留下 。麦卡伦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在这儿 , 一个外国人必须在医 院值班 24 小时 , 以便对付日本人的光临… … 上周有15至 20 个婴儿 ( 出生 ) , 六个降生在圣诞节 。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海因兹小姐 , 她经常在育儿室照顾所有的小宝贝 ” 。
此外,还有鼓楼医院外科医生理查德·布莱迪。1937年12月,理查德·布莱迪送妻子和女儿去香港后,准备再返回南京,但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拦。直到1938年的2月,他才又回到鼓楼医院,支持威尔逊医生行医救人。布莱迪医生的后代,至今仍与南京保持着友谊。
在危险中, 医院里的每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937年12月22日的报道里是这么记录的:“两个美国医生弗兰克·威尔逊 和 S .C .特里默, 两个美国护士格蕾丝·鲍尔和伊娃 ·海因兹以及几位中国助手,日夜治疗她们负责的 200 名病人。”
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美国记者
南京城破之前,有五位西方记者,同样放弃了最后的撤离机会,义无反顾地成为南京城内的战地记者,其中有四位是美国人。他们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德丁、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记者阿瑟·门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麦克丹尼尔。他们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报道出来,为世人留下了来自南京一线的消息。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就一直在一线报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斯蒂尔与其他四位西方记者仍然留在南京,记录他们亲身经历的黑暗时刻。
阿契包德·斯蒂尔
12月15日,斯蒂尔等西方记者经过与日军当局交涉,最终获准乘坐美国军舰“瓦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斯蒂尔一上舰艇就立即赶往发报室,将他手头最新的稿件发送出去。这就是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的《日军杀人数千》,副题为“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这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最早见报的有关讯息。
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报道。这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
而第一个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就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1937年12月18日,德丁从美国炮舰上用无线电拍发的新闻稿《所有俘虏全均遭屠杀,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美国记者德丁
德丁在他的新闻稿中写道:“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者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一个不漏地搜查,凡是可能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3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
美国人阿瑟·门肯则是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一名摄影记者。在南京城中,面对的不仅仅是血腥的战斗,还有日军在城市内及周边地区犯下的屠杀、抢劫、强奸等反人类罪行。门肯亲眼目睹了日军对美国大使馆的破坏与抢劫,与同行的德丁一起将闯入美国使馆厨房的五名日军士兵赶出去。
同时,门肯急切地希望能将日军的这些暴行尽快发送出去公之于众。12月15日,门肯与同行记者斯蒂尔、德丁等人登上美国在长江的巡逻炮艇“瓦胡”号,一同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2月16日,他终于成功地通过“瓦胡”号无线电设施将自己的电讯稿发回美联社。
美国时间12月1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第4版刊登了门肯从中国发来的新闻稿件,题为《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败时南京的恐怖现象》。报道中,门肯告诉读者:“所有的中国男子只要被发现有在军队服役的痕迹,即被押到一起,遭处决。”他还叙述了他眼中的恐怖南京,称:“一度为古老中国骄傲的首都南京,今天遍布着在轰炸、炮击、激烈战斗中丧生的卫戍军人和平民的尸体。”
1937年12月1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刊登的门肯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最后一位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则是美联社的查尔斯·麦克丹尼尔,他于1937年12月16日离开南京。麦克丹尼尔在报道中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还是死亡的中国人。”(刊登于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1937年12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我们不应忘记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还有:
欧内斯特·福斯特,美国圣公会的牧师,继马吉之后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
威尔逊·米尔斯,美国北方长老会布道团牧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休伯特·索恩,金陵神学院牧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副主任。
左起:福斯特、米尔斯、索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民从没有忘记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大洋彼岸,这些美国人的家族在八十多年来也始终与南京同频。
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多次来到南京,来到祖父生活过的城市,沿着祖父当年的足迹,拍摄记录当下的南京,并在我馆通过举办摄影展的方式与祖父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他说,他很想与祖父在当下和平的南京一起走一走。
理查德·布莱迪大夫的曾孙女梅根·布莱迪,在曾祖父的经历中获得灵感,创作了原创歌曲《感同身受》。当梅根在2019年12月13日晚的烛光祭用空灵的嗓音唱响歌曲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感动。梅根说,这首歌为和平而唱。
还有威尔逊大夫的儿子与女儿,也近乎在每年的国家公祭期间来到南京,还为我馆录制了口述史......
这段跨越时空与大洋的情谊,源于黑暗中的人道主义之光,86年来,在共同的和平祈愿下,历久弥坚!
上:克里斯·马吉 左下:伊丽莎白·威尔逊·希辛 右下:梅根·布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