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毕业于北大，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专业女博士，长期在跨国集团当法律顾问。然而，退休后她热情投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始大量翻译校译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史料和相关著述。她是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7月11日，纪念馆工作人员前往北京拜访梅小侃先生，听她讲述与父亲往事，以及她做东京审判相关著作翻译工作的初心。说到动情处，她热泪盈眶。

边颢 摄

我们身边有许多像梅小侃一样的人，他们本身的工作与南京大屠杀历史无关，但却执着地用自己的方式或追寻或记录或传播历史真相，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系列今天推出第十集：《梅小侃：用翻译史料告慰父亲》。

她和父亲年龄相差46岁

梅小侃的父亲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在多所大学任教并成为立法委员，1945年与萧侃结婚，1946年至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与其他十国法官共同主持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包括南京大屠杀案的直接责任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梅汝璈（前排右二）与其他10位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合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结束后，当时国民政府要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他不想登上“一条正在沉下去的船”，拒绝复命。梅小侃说：“父亲从日本没有回中国大陆或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母亲本来一直在上海，这时候有朋友帮忙，把她接到香港。到香港团聚后，大概是因为两人放松下来，加上香港天气比较温暖，母亲就怀上了我。”在此期间，乔冠华等共产党人接触梅汝璈。“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希望我爸爸能回到北京，参加新一届政府工作。爸爸几年来看到旧政府的腐败，对新政权抱有很大希望。他愿意去，于是在中共有关机构安排下，乘坐一艘海船，经历风险从香港转道青岛，再到北京。那时母亲肚子很大，本来就晕船，不能跟父亲一起走。父亲只身一人出发，母亲留在香港待产。”1949年12月中旬，梅汝璈抵达北京，1950年，担任外交部顾问。同年3月，梅小侃出生于香港。那年，梅汝璈已经46岁了。父母没有延续老家族谱上的取名规律，而是取了母亲萧侃中的侃字。3个月后，梅汝璈到深圳来接母女俩。“我妈抱着我，通过罗湖桥，先坐火车到老家江西南昌见爷爷奶奶，然后再坐火车到北京。”

1973年父亲病逝，她留下终身遗憾

小时候，梅小侃觉得父亲挺幽默。那时住平房，“早晨起来，窗户上结了冰霜，爸爸在窗户上画几个小人。房管局说有一个房间是危房，给立了一根大柱子，爸爸在大柱子上，照着我弟弟看的小人书，写‘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爸爸46岁有我，48岁有我弟弟梅小璈。他工作努力，小时候看他常带回来英文杂志，那时候觉得，‘哇，那个都看得懂！’所以我上中学学英文比较用心。”梅小侃介绍，她初中就读北京女一中（今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英语老师是傅雷的小儿子傅敏，是个特别好的老师。1968年她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去内蒙古干了三年农活。后来，呼和浩特人民广播电台（当时称呼和浩特广播站）到公社招播音员。由于梅小侃小时候曾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剧团，有人推荐说她“上过‘小喇叭’”。招工人员带着方块录音机，让她读了一段报纸。1971年，她顺利进入呼和浩特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梅小侃坚持自学英语，她有时用英语写信给父亲，遇到不懂的英文问题请教父亲，“他都会很耐心地解释。他写的英文草书斜体字特别好看。我问他一个问题，他写一个英文纸条。可惜我没有留着这些纸条。”

梅汝璈晚年身体不好，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好几次因肝炎、心脏病住院。1972年8月的一天早晨，梅小侃妈妈去叫他起床，发现他昏迷不醒，赶紧叫救护车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检查结果是脑梗塞，半身不遂，只能下意识睁眼，已没有清醒意识。生命最后的八个多月瘫痪在床，不能吃饭，只能用鼻饲，还需时时吸痰，去世时所有器官衰竭，胃出血。“走的那天，我因爸爸的病从单位请事假恰好在北京，早晨7点多去病房看爸爸，医生正在抢救，他们给我家里打了传呼电话，等我妈妈赶到时，见到了爸爸最后一面。那天是1973年4月23日。”回忆往事，眼泪在梅小侃眼眶里打转。父亲走了，给她留下终身遗憾。她回忆起她曾看过父亲1961年10月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的那篇文章《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本书搁我那儿很长时间，我反复看了好多遍。现在特别遗憾，我和父亲没有多聊聊当年他经历的事情。当时确实太年轻，对历史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年轻人想的比较多的是将来我要干嘛，没有想过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想到父辈在历史某一时期起到什么作用。”

“人岁数越大，越有切身感受。现在觉得历史上的事是跟自己有关系。我们在历史长河里，就是这么一瞬间。我们也很快成为历史。历史和现实往往不可分，是一个过程、一个延续。父亲在那个时刻起到那个作用，我们的确应该去了解他。而且我们作为后代不去了解他，别人就更不会了解了。”梅小侃说。 “我最后悔我爸活着时，没有好好问一下他当时的情况。1948年4月庭审阶段结束，1948年11月判决书出来，这中间半年时间，是法官们自己闭门做工作，写判决书、给被告定罪量刑。判决书很长很详细，其中关于日本侵华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父亲起草的。我最遗憾自己没有去了解法官们撰写判决书，特别是闭门会议讨论定罪量刑的细节，它不像前一阶段有庭审记录，有记者全程采访，有公众可领票旁听，开庭过程很公开。而法官准备判决阶段是不公开的。父亲当时为了说服各国法官，费了很大劲。除了印度法官一直不配合外，只有菲律宾法官和我父亲是亚洲人，其他法官都来自欧美国家。法庭成立时很多法官不了解中国情况，不了解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我爸爸几年来不停地和他们沟通，讲中日战争、中国文化、中国风土人情，使他们对中国土地、中国人民有感情。最后的关键时刻，他更是全力以赴争取其他法官的支持。”她遗憾，“我没有问问我爸爸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不懂，有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地听他说过一点。”

考上北大，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专业女博士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梅小侃考入呼和浩特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班。上学后，因她考分比其他学生高很多，学校紧缺英语师资，校长找到她，希望她以教代学，每月37.5块工资，直接补助到49块，毕业后拿大专文凭。在呼和浩特教学期间，她于1979、1980年连续两次报考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的国际法研究生，招考要求外语基础好，她恰好符合。“这次很想学法律，因为一直对法律专业很崇拜，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回到北京。母亲在北京，弟弟之前也调回去了。”梅小侃没有法律专业基础。她想起家里有一些父亲留下来的国际法的书，可以拿来自学，1980年她如愿考入北大。研究生毕业前，有一个机会，自费公派出国留学，王铁崖教授很支持她到国外看看。“王教授本身也教过国际关系史，他说国际法不仅是法律，与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关系。学国际关系会有很大帮助。”梅小侃在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专业学了一年半，拿到硕士学位。接着回来读王教授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接着读博，到1986年博士论文答辩，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专业女博士。

参加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后代们“并肩作战”

梅小侃曾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后加入跨国集团雀巢公司任大中华区法律顾问多年，2010年60岁后退休。退休后，她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从事史料和相关著述的翻译校译工作。“我弟弟梅小璈在中心一成立就参加了。中心里还有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倪征燠（应为“日奥”，因字库无此字，故用燠代替）的女儿倪乃先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当年的亲历者高文彬先生。我退休后觉得总要做些事，当时在帮一个朋友翻译一本地理思想史的书。后来在北京见到向万隆先生，他说：‘你英文好，又是学国际法的，帮我们做些工作吧。’我当然愿意，一拍即合。”

梅小侃觉得，抢救历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老人都没有了，我们研究历史，记住历史，这其中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外文史料更好地利用起来，把国外的研究成果引进来，把国内的研究介绍出去。”她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国外一个论文集《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该书是外国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谈东京审判，从英文译为中文，2014年2月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梅小侃完成从中文译为英文的《东京审判文集》部分翻译及全书校译，201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5月，她和先生余燕明合作翻译完成美国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的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作者写这本书，历时30年，行程10万英里，采访了很多人，这本书可读性强，可信度高，读者面广，对普及知识很有好处，对研究者也很有帮助。”梅小侃说，1987年在美国，有位美国朋友送她此书。她当时就想翻译，并在美国找到一个日本邻居老人，“他孙女和我女儿是同学，我抄录了书中很多英文音译的日本人名、地名、机构名，他知道的就用汉字写给我，不知道的就写出好几个猜想的名字，然后打上问号。”由于当年学习、工作繁忙，加上翻译难度大、无处查找资料，最终搁浅。退休后参加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工作，她主动提出将此书拿出来翻译，得到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支持。于是她和先生余燕明共同努力，“我翻译几章，他翻译几章，然后互相看，我来统稿，完成了这本书。”

梅小侃向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边颢 摄

此外，她还校译、重译了中译英的《东京审判亲历记》，即梅汝璈先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审判日记》，英文本在国内和国外都出版了。因为是父亲的著作，她自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感情。英译中作品有很多，包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与龚志伟合译，上海交大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霍维茨：《东京审判》（发表于《战争审判研究》第一辑），《东京审判三位检察官的旧文》（将发表于《战争审判研究》第二辑），以及史料价值很大的《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期间的备忘录四篇》（将发表于《战争审判研究》第二辑）。

“手头在做的事情，是校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重译本，将由上海交大出版社于今年11月出版。正在赶工，快完成了。”梅小侃说。当时东京审判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日文，有中国证人，但整个庭审的记录文本和判决书只有英文和日文。可想而知，把这些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是多么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梅小侃面目清秀，非常随和，虽已满头白发，但言语间逻辑清晰，对待史料和相关著述的翻译工作充满激情。尽管现在家里有不少其他事情，她还是坚持挤出时间工作。她常常需要变换戴不同眼镜，“特别复杂，看近的东西摘眼镜，看远处戴一副眼镜，打电脑换另一副眼镜。”她说。

在整理书稿中仿佛与父亲“对话”

在这所有的翻译、整理工作中，梅小侃认为父亲1962年开始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最为珍贵。“我有印象他伏案工作，当时不知道他写什么。书稿是我弟弟从外交部拿回来的。爸爸没有来得及写完。我在北大念书时，当时法律出版社蓝明良总编来讲课。我想起爸爸还留有稿子。蓝老师说，法律出版社出，没写完残稿也出。后来我出国，编辑整理是我弟弟做的。”

这本书收录在《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和《东京审判亲历记》中。谈到她最在意的《文稿》一书，梅小侃说，“在编《文稿》时，看到爸爸的文章，就感觉跟他在一起。虽然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跟我们说很多有关东京审判的事，但他的文稿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一切。”梅小侃、梅小璈姐弟俩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写了《纪念我们的父亲》，感人至深。

告慰父亲，年轻人开始了解历史

父亲梅汝璈去世后，骨灰盒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2003年12月30日，母亲萧侃去世。梅家姐弟在北京万佛园买了墓地，2004年将父亲骨灰迁出，和母亲合葬。如今清明扫墓时，梅小侃会跟父亲母亲说话：“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他们说，想告慰爸爸，其实他一直想这段历史要让大家记住，以史为鉴，他在1961年的文章中就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他的心愿。现在也确实看到年轻人开始了解这段历史。我曾两次到纪念馆，看到展览，很受震撼。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排队来参观。纪念馆做了很好的工作，也写了很多新媒体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会思考。”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开创先例，把侵略战争明确定为国际法上一个罪行，通过这两个审判明确了反和平罪，个人要承担责任，不能以国家行为、官职地位或上级命令等作为理由来逃避自己的刑事责任。”梅小侃说，“我们用制度化设置、思想上认知，让历史上坏的事件不再发生，让好的精神更加改善和发扬，希望社会更加文明，希望世界走向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