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的南京，凛冬将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必强坐在桌前，做着日常工作。突然门开了，进来几个人，手中捧着泛黄的资料，“郭老师，这是我们整理金陵女子大学零散档案时发现的，可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您看看吧。”

郭必强接下档案，开始翻看，发现这是一本日记，封面上写着：“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日记一共大约3万多字，郭必强一口气读完，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沉默良久，心情似乎跟着写日记的人一起无奈、愤怒、悲痛。

这是谁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什么？这本日记有何特别之处？今天是“国际档案日”，纪念馆邀请郭必强作客紫金草和平讲堂，为观众讲述这本日记的故事。

一本日记有何特别之处？

2001年年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整理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遗留下来的上千份零散档案，工作人员面对落满尘埃的档案时，谁也没有想到其中会深藏珍宝。

郭必强说，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实在普通得很，起初并没有引起注意。近一年过去了，在细致整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才终于发现了它的存在。

“这是一本日记，一本中国人自己记录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记。日记记述的具体时间段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

12月13日，“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

12月18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

12月22日，“在路上睡的死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

12月29日：“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死人太多。”

……

字字惊心，句句滴血。郭必强读完之后，心中满是悲痛、愤怒和无奈。“这本日记描述的内容详细，情景真实，我当时就判断这本日记的主人应该亲眼见到了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

这本日记的主人是谁？

这本日记的主人是谁呢？有可能找到她，从而印证这一切吗？郭必强将目光落在了信封上的署名——陈品芝。

但经过工作人员的调查之后，很快便发现，这本日记并非是陈品芝所写。陈品芝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名生物学教授，但是在南京沦陷前夕，她带领部分师生去了武汉。

根据日记记载的内容，郭必强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本日记恰好就是在金陵女大的档案之中，因此我认为，日记的真正主人是生活在学校的一名文化工作者。”

为了找到这本日记真正的主人，工作人员找来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职员录》，这份表中列出了6名留在南京的教职员名单。郭必强猜测，日记的作者应该就在其中。

“这几个人当中华群、惠迪穆为美国籍，陈斐然、李鸿年是30多岁的男性，而邬静怡女士当时只有30多岁。日记中还提到有一个孙子在金陵女大参加服务团，应该已经超过10岁。只有这个程瑞芳，当时60多岁，符合日记中的描述，也符合有文化并且相对安全的前提。”郭必强说。

2003年的夏天，郭必强一行前往江苏省公安厅笔迹鉴定中心，他们带着程瑞芳和陈品芝两人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复印件，以及日记封面和内页的复印件，进行笔迹鉴定。

“经过鉴定，日记内页的笔迹确实是程瑞芳的，而封面的字迹是陈品芝所写，也就是说，日记的作者确定是程瑞芳，而陈品芝代为保存。

程瑞芳(1875-1969)，湖北武昌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建立后，她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协助魏特琳管理难民收容所。

郭必强从程瑞芳日记的笔迹中探寻到了一丝她的心境。“程瑞芳的墨迹总是从深写到快没有墨水了，突然墨迹又深，再变浅。也就是说，她在写日记时写到没有墨时才蘸一下，想必是要抒发的情绪太多，难以停止。她的笔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篇章能看出来是分了几次才完成的，想必当时一定是遭遇到动荡打乱了写日记的思绪，不得不停笔，可见程瑞芳身处的环境之恶劣。”

程瑞芳（右）帮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纺线谋生

日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程瑞芳的日记止于1938年3月1日，日记的走向是怎样的？

郭必强说，根据当时南京城的状况，一旦侵华日军发现了程瑞芳的日记，一定会将其毁灭，程瑞芳的性命也会不保。1938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出于安全考虑，程瑞芳可能委托了国际友人将日记运到成都。

“日本投降之后，学校迁回南京，这本日记应该也是那时重新回到了南京。后来，日记也随着学校的众多档案，在上世纪60年代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封存与整理。”

程瑞芳日记

程瑞芳后来去往哪里？

郭必强说：“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集侵华日军的罪行证据时，71岁的程瑞芳写了一份英文证词，其中列举了日军在校园中强奸、抢劫、屠杀等多个罪行。”

1952年，程瑞芳77岁，她回到湖北武汉的老家生活。1964年，90岁的程瑞芳受邀再次回到金陵女大旧址。1969年，她在武汉去世，享年94岁。

这份日记有何价值？

“关于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有第三方国家人士所写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是第一部由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日记是具有实录性质的史学资源，比其他文献史料更加具有可信度和准确性。”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五为程瑞芳）

郭必强表示，《程瑞芳日记》与《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相互印证，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完整且重要的铁证。

“比如，在《程瑞芳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都记录了难民收容所负责人之一陈斐然被日本兵殴打。1937年12月17日，魏特琳写道：‘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程瑞芳也写道：‘陈斐然怕华（注：华群，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不认识，就说他是coolie（苦力），当时打他一耳光，用脚踹他，把他拖到对面站着，又叫他跪着’。他若不出声不会受打。”

此外，两份日记中也都记录了为陈斐然庆祝儿子诞生。“1938年2月12日，魏特琳写道：‘我们吃了从上海带来的橘子和爆米花，以庆祝f-陈生了个儿子’。程瑞芳也写道：‘今日又有船来了，上海有信来了。真开心，又开胃’。”

程瑞芳（右）与魏特琳（中）、陈斐然（左）合影

郭必强说，像这样能够与《魏特琳日记》或是其他日记相互呼应的篇章，《程瑞芳日记》中还有许多，这些事实交叉在一起，形成了完整且不容辩驳的证据链条。

这份日记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时，这份日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首份档案样本。”郭必强说。

关于《程瑞芳日记》等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申遗过程，郭必强全程参与其中，尽管中间遇到种种困难、种种压力，他也从没有想过放弃，“对于我而言，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要承担的义务，我希望这些档案能被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铭记。”

“程瑞芳是一名受过教育的成熟女性，她的记录生动、细致，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历史体验感，能够使后人对那段南京最黑暗的日子，有一个更加清晰、具体且全面地认识。这份日记值得被更多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