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约翰·拉贝的生日。我们借由他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夫人在1997年的一次演讲，还原一个更真实、更立体、也更令人动容的约翰·拉贝。

外孙女记忆里的外公，温情而笨拙

在莱因哈特的童年里，拉贝并不是历史书中那个沉重的人物，而是一个“戴着帽子和眼镜”，会笨手笨脚牵着她去散步的老人。

她记得，三岁半去南京探望拉贝时，在扬子江边，拉贝用莱因哈特的第一母语汉语和她对话时，她却用德语对拉贝喊道：“爷爷，我会讲德语！”拉贝只是慈祥地听着。

她记得，在北戴河的夏天，祖孙俩一起在海边长时间漫步。她吹响哨子引来警察制止，拉贝劝她不要吹，她却委屈地哭了起来。

她更记得，六岁生日那天，拉贝悄悄带她到西门子办公室，送给她一个装有24种颜色的颜料盒子，陪她一起画画。那个画盒，本是拉贝为她准备的海上远航礼物，希望陪伴她度过漫长旅途的无聊。这些细碎的温情，是战火纷飞年代里，一个外公能给予外孙女最温柔的庇护。

他不仅是外公，更是南京的守护者

然而，童年的宁静很快被打破。莱因哈特清晰地记得，七岁生日那天，她试穿生日礼物新旱冰鞋时，亲眼目睹了两名“身着黑色制服、一脸杀气”的盖世太保，带走了拉贝。外公看上去很沮丧，跟他说再见时我就没敢拥抱他。”她回忆道。

莱因哈特知道，自己的外公在南京“救了很多人的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我把他看得很伟大。”她回忆1937年的情形时说，“南京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战争，我当时就知道。”

这份“伟大”背后，是拉贝在1937年那段地狱般的日子里，与二十多位外籍人士和中国同胞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庇护了超过25万中国难民的壮举。他的日记，后来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在日本飞机轰炸下，拉贝戴着钢盔工作

为安全起见，拉贝请人在自家院子里修建了防空洞。他已将保护平民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不算大的院落里，最多时容纳了600多名难民。

拉贝住所院落中的防空洞

一生坚守的信条：保护生命

回到德国后，拉贝的困境才真正开始。二战后，他因身份受到调查审问。作为一家之主，他几乎无力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全家处境极为艰难，每天仅靠一家人采集的野菜煮成汤给孩子们吃，而大人们仅凭一点点干面包维持生存。

战后拉贝的全家照

莱因哈特回忆，战后她曾迷茫地问外公：“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得去自杀呢？”拉贝的回答坚定而温暖：“不，我救了你。”一次回家的路上，祖孙俩展开了一段“精神之旅”，莱因哈特问了许多问题，他们谈论了德国的民族性格和德国的历史、纳粹时代、纽伦堡审判以及他们的命运等话题。对于莱因哈特而言，那是她生活中的一次大转折。

拉贝一生中曾多次卷入重大政治事件，几度命悬一线，但他的信条始终简单而坚定，只有四个字：保护生命。莱因哈特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既是中国的朋友，又是为一家国际大公司工作的成功企业家。他既魅力无限又诙谐幽默。”

乌苏拉·莱茵哈特夫人1997年8月6日的演讲节选

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每当看到一个人换了帽子或眼镜时，我就会大哭起来。多么丢人现眼！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就随便改变了他的品格呢？有时，我的外公拉贝会从天津来看望他在北京的外孙女。他戴着帽子和眼镜，脱下帽子时，我并没有哭。他与所有的男人一样不太麻利，笨手笨脚带我外出兜风。我没有哭，只是怯怯地盯着他，看他抬起镍框眼镜上方浓密的眉毛。这是他的标志动作。我三岁半的时候到南京去探望过他。他到扬子江对岸来接我和我的母亲，我们乘坐渡船过江。他用汉语和我讲话，因为汉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时，我对他大声说道：“爷爷，我会讲德语！”这次探望时我告诉他，他该如何给圣诞节的装饰品上色。他照我说的去做了。

我们一起在北戴河度过了两个夏天（一个海滨小城；约翰·拉贝的消夏别墅所在地）。我们一同在海边长时间漫步，走了很远。男人们都身着白色衣服，头戴热带遮阳帽。我收到过一件礼物，是一只哨子，我就放在嘴上吹了起来。一会儿来了两个腰间别着橡皮警棍的警察，他们说我不应该吹哨子，因为他们正在抓一个小偷，要吹哨子与同事联系。外公也叫我不要吹了，但我哭了起来。

1937年5月初，我们到南京去探望他，同他告别。我的父亲（威廉·施莱格尔）在中国工作13年后，终于获得了回国休假的机会。6岁生日那天早餐时，我就在想：今天会不会不高兴？下午我没有邀请任何朋友来我家。这时，外公煞有其事地牵起我的手，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只有打杂小工在那里。外公打开一个抽屉，递给我一个很大的颜料盒子，有24种颜色，白色、金色和银色，还配有纸、笔和擦布。我们两个人起劲地画了起来。这个画盒本是为陪伴我度过百无聊赖的海上远航准备的。6月，我们离开了南京。

南京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战争，我当时就知道。1938年4月15日，道拉·拉贝和约翰·拉贝抵达柏林。我们一同在西门子公司的海外员工宿舍住了一年多。约翰·拉贝被盖世太保带走时的情形我历历在目。当时我正在家门口试穿新的旱冰鞋，那是送给我的7岁生日礼物。两个身着黑色制服、白色翻领的男子一脸杀气。我坐在地上抬头向他们望去。两人都像金刚铁塔一般。外公看上去很沮丧，跟他说再见时我都没敢拥抱他。不久，他经土耳其去阿富汗接难民回家。

他又结识了许多朋友。我知道我的外公曾在南京救了很多人的命。我把他看得很伟大。1942年至1943年，我在维尔默斯杜夫上学时，经常在中午跑到外婆那儿去，从那儿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哪里。我非常爱我的外婆。在外公外婆家里总是很有趣，那里有数不清的艺术品和书籍可供赏玩、翻阅。

战争期间我从柏林被疏散到外地，历时3年。1944年7月，约翰·拉贝获准来探望我。我们伫立在窗前，打开窗户听到了7月20日暗杀希特勒没有成功的消息。他说：“简直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人们说话要何等谨小慎微！约翰·拉贝给我的养父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4年的圣诞节，约翰·拉贝接我去了柏林。1945年1月，他把我和妈妈及妹妹送到了威斯特法伦他父亲家中。

就在我15岁生日的当天，我再次被准许回家。母亲拿出田伯烈写的《外国人眼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向一位英国军官展示，指给他看约翰·拉贝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我们获准登上一辆运送儿童的车子返回柏林。1946年5月12日，我们抵达柏林的西门子城。外公外婆与我的爸爸妈妈住在同一套公寓里。3年后又回到家中，我简直兴奋过度。当天，约翰·拉贝问我：“你将来想干什么？”我回答说：“如果干不了别的话，那就带上一个袖标，上面写着‘我会说英语’，到动物园车站去管理厕所！”我想不起来还有比当时更忘乎所以的样子。12岁时，我曾经想：我要学习绘画、生物学，绘制科学读物。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的绘画作品夹也已不知去向。

约翰·拉贝抬起浓密的眉毛对我说：“听着，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这样吧，明天你到一所好学校去报到。”那时我距高中毕业还有4年。我遇到了非常出色的教师团队，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我在大学里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语言学，取得了高级教师资格证书。但约翰·拉贝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在我高中毕业前他就去世了（1950年1月5日）。外婆还健在的时候，我给她生了3个外孙。

得知约翰·拉贝极端贫困的境况，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十分震惊。我几乎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想他还有我！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战后我们一家又重新团聚。真是上天的恩赐！1946年至1950年对我来说十分关键。我与外公的关系独一无二。外婆经常对我说：“去把乔尼（此处系叙述者的外婆对约翰·拉贝的昵称——译者注。）接回来！他可能需要你。”听闻此话，我赶紧去到西门子公司行政大楼把他接回家。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谈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战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战争期间的许多犯罪行为纷纷被揭露出来。我问他：“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得去自杀呢？”他回答道：“不，我救了你。”我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他站在那里，像一位父亲注视着自己的女儿。我们谈论了德国的民族性格和德国的历史、纳粹时代、纽伦堡审判以及我们的命运等话题。我们共同走上这段精神之旅：我想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告别中国后，这是我生活中第二次大转折。他为自己在去纳粹化甄别委员会前发表的讲话打了腹稿，做了口头练习。他一生中曾4次卷入重大政治事件，在冲突中险些丢掉性命：亲历南京大屠杀、遭盖世太保逮捕、被苏联人逮捕以及被英国去纳粹化甄别委员会审查。他的信条很简单：“保护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既是中国的朋友，又是为一家国际大公司工作的成功企业家。他既魅力无限又诙谐幽默。

约翰·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友爱面向世界各国人民，这一思想超越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间的一切差别。20世纪后半叶是我们的生活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步入成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迈开尝试建立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持之以恒走下去，将其不断推向更高的高度。

今天，约翰·拉贝的第3代和第4代后辈依然在世，我们都无法控制关于他的日记译本、报刊文章以及电视报道。因此，我以我们这些后代的名义，祈求和平以及对历史忠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