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馆1号门雕塑广场，屹立着一块“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档案”石碑，两米多高的方形石碑上，前面两行字刻着“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档案”，它象征着南京大屠杀记忆从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上升成为世界记忆！

4年前的今天，2018年12月8日，这块世界记忆名录碑在我馆竖立。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杨冬权，作为见证人，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全过程。

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小编致电远在北京的杨冬权，听他讲述《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背后的故事。“非常荣幸，我经历了申报工作的全过程，并参与其中，虽然好几年过去了，但回忆起来，往事仍历历在目。”杨冬权说道。

杨冬权

时间紧迫、突然改报

“那是2014年2月26日，临近中午，局里的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向我报告说，他上午去参加了多部委协调会，与会人员建议国家档案局把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今年的《世界记忆名录》。现在需要国家档案局尽快做出决策。”杨冬权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况。

《世界记忆名录》每两年由各国申报一次，每次可申报两个项目。此前，国家档案局已准备好了这次关于明代两张星图的申报材料，突然得知要改报材料，杨冬权深知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剩下的准备时间已不多，距离截止日期3月31日只剩下32天；二是必然会遭到日本的全力阻挠。

但是，对日方此前存在的一直否认这段历史的恶劣行为，杨冬权当即决定，改变申报计划，全力以赴重新组织力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紧张的筹备工作

申报工作进入到紧张的筹备资料阶段，杨冬权直接参与指挥了每一场战斗。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程瑞芳日记》的定位。

杨冬权看完这本日记后，立刻想到了《安妮日记》，他评价《程瑞芳日记》为“东方的《安妮日记》或中国的《安妮日记》”。对于此，他解释道：“第一，安妮和程瑞芳都是女性；第二，她们都生活在法西斯战争的恐怖之下；第三，她们都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亲历见闻；第四，她们都有着强烈的悲悯情怀；第五，2009年，《安妮日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将《程瑞芳日记》与《安妮日记》相类比，也是想以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评委们表明，包括中国的《程瑞芳日记》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应当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被世界所铭记。而且‘东方的《安妮日记》’这一评价，为《程瑞芳日记》点了’睛‘，找到了能够点亮它的那根火柴。”

最终，经过反复筛选、打磨修改，杨冬权带领相关工作人员，终于在申报截止日当天下午，以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名表。

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7家单位联合申报，共由11组档案组成，包括：

    这些档案，共同反映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肆杀戮、奸污妇女、抢劫财物等滔天罪行和无耻行径。

申报受阻：日方疯狂阻挠

当得知中国申报的档案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相关档案和文献时，日方开始了无理反对和疯狂阻挠。

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曾向相关评委及专家寄送了一封告状信和一封1500多名专家的联名信，污蔑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档案“不真实”，是“捏造的”。

杨冬权说道：“告状信中列举了多条理由，非常荒唐！比如说，因日军进城在12月，正值冬天，但有一张照片上，杀人的日军却穿着单衣，所以他们认为日军杀人的照片‘不真实’。”

身着白衬衣的日军在砍杀中国俘虏

其实，程瑞芳在1937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就明确记载道：“近两星期，天气特暖，虽为难民好，也为敌人助战。”既然日记中提到了“天气特暖”，杀人的日军穿单衣，也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最为荒唐的是，信中还说：中国说日军进城后大肆强奸妇女，按理被奸妇女会怀孕生小孩，导致第二年南京人口明显增长。但从人口统计数字看，南京第二年的人口并没有异常增长。这真是一种混账逻辑，无耻之极！须知，有的日军在强奸妇女后就将她们残忍杀害！更何况，当年有些妇女被强奸后不堪受辱自尽身亡。日本右翼分子，能理解中国妇女的刚烈吗？！”杨冬权义愤填膺地说道。

申报成功！南京大屠杀成为世界记忆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和艰难地对抗反对势力，最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当地时间2015年10月9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公布了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名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成为我国第10个被列入其中的世界记忆遗产！

南京大屠杀从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上升成为世界记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内容

消息传回国内，对于不久前离开领导岗位的杨冬权来说，倍感欣慰，内心激动万分。他说：“正义终于胜利了！我们的主要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我记得当时得知结果后，国内一些媒体纷纷发布消息、报道、评论和采访。之前有中国的文献申遗成功时，舆论热点和媒体报道从未像这次这样反响热烈。当有一些媒体采访我时，我总是激动地回答道：‘《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把日本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过去，日本经常否认南京大屠杀，但现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成为世界记忆、人类记忆，它在日本的脸上刺上了一个字，让它永远也抹不掉、洗不去！’”

汇编成册、立碑纪念，让更多人记住这里曾发生的一切

为更有效保护、利用这些珍贵档案，包括我馆在内当时申报的7家单位耗时两年多，对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了大规模整理、数字化和编排，并创建数据库。

2017年，《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共20卷）出版，全书分为7辑，共20册，另有总目1册。册内每件档案均有中文解说，并配有英、日译文。内容主要包括日方加害者的记录、美英等国第三方人士的记录和中方受害者的血泪控诉。

2018年12月8日，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纪念馆1号门雕塑广场为“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档案”石碑揭幕。自此，这块石碑，静静地伫立在纪念馆主入口，提醒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曾发生的一切。

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杨冬权站在专业的角度解读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性和意义：

“第一，《南京大屠杀档案》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凭实据，保留了历史真迹，这都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第二，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离不开档案等史料，对历史工作者深入挖掘南京大屠杀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南京大屠杀档案》也是对群众进行历史大众化教育的生动教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对下一代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被问及“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时，杨冬权在电话里坚定地说：“当我去纪念馆参观，看到受难者的尸骨、逝去孩童的衣物、被强奸的妇女的照片等，心中无比地悲痛，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啊！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尽我所能推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铭记一路走来的苦难和艰辛，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场暴行，但是，我们现在站立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又有何理由说这段历史与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