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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设伏,袭击了进入包围圈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9000余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1938年新四军成立后,军部和部队主力均驻皖南。皖南地接第三战区,又靠近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周边的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力量都很强,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作战受到很大限制。

1939年初,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与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此后,1940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辖主力渡江北进至苏北抗战,为新四军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新四军的北进和发展,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利益,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等部不断制造事端,国共两军的摩擦和冲突加剧。面对新四军进入苏北,与八路军有连成一片之势,蒋介石遂决定将早在酝酿之中的限制中共部队发展的计划付诸实施。国民党当局开始调动部队,加紧在皖南、苏南、江北各地的部署,尤其集中部署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准备必要时不惜动武。一时间,国共关系迅速恶化。

面对国民党方面强硬的限共反共活动,中共面临巨大压力。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并转彭德怀、刘少奇和项英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国共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于此”,“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

11月初,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做出必要让步,部分接受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中共军队全部转移至黄河以北地区的要求,令江南部队北移,新四军离开皖南地区,但拒绝了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江北部队立即北渡黄河的要求。

此时,蒋介石已决心动用武力“解决”新四军。1940年秋冬之际,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周边,国民党调集重兵,完成了“围歼”部署。

1941年1月1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决定“全部转移苏南”,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势运动”。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了战斗了三年的皖南,转移北进。5日,叶挺、项英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告之新四军“奉命北调”,“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

然而在先前几个月国共双方关于新四军北移的反复讨论、交涉和准备过程中,已下动武之心的国民党军已经完成其包围部署,而皖南新四军部队因携带大量机关勤杂人员,无法做到快捷隐秘,最终于1941年1月6日,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和攻击,皖南事变就此爆发。

面对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新四军虽竭力作战,但大部队始终无法突出重围。战至14日,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皖南新四军主力或战死或被俘被扣或失散,部队基干不复存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前往国民党军驻地交涉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成功转移,后于3月14日在隐蔽中被叛变的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但是,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与国民党全面军事对立,必使抗战大局进一步恶化。基于此,中共中央提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从民族大义出发,做出了对全民族抗战最有利的选择,避免了国共内战的最坏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同情,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

审校 | 李凌 赵伊汉 俞月花

制作 | 紫金草工作室

签发 | 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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