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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日本历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一度“争论”不休,日本社会层面并未形成统一的正确认知。

村上春树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其中出现的图像作为记忆媒介,唤醒了存储于其中的暴力记忆,同时也作为回忆的特殊形态实现了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想象、修复与重构。

作者希望被尘封的记忆得以重载与传承,呼唤日本民众正视、思考曾经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这对于当代日本重塑历史记忆的主体话语权具有积极意义。

村上春树

肖像画:暴力记忆的导入和存储

作为后现代风格明显的作家,村上春树作品中对图像多有指涉,《刺杀骑士团长》主人公“我”的身份设定为中年职业肖像画画家,关于肖像画艺术价值的思考贯穿了全书。

作者想从书中两幅颇有深意的肖像画入手,展开对重要人物“免色涉”肖像画与“白色斯巴鲁森林人”肖像画中蕴含的主体与暴力记忆的讨论。

遭遇婚变的“我”在外游荡了一个半月后,应好友雨田政彦之邀住进郊外山间其父雨田具彦的旧居兼画室,其间接到神秘邻居“免色涉”为其作肖像画的委托。与他见之后,“我”便感到自己不得不为他画肖像画,体会到肖像画乃是将“画主”在画布上再现的过程。

笔者认为“免色涉”肖像画被作者赋予了两个重要功能:首先,“免色涉”肖像画具备导入暴力记忆的功能。村上春树出生于二战以后,毫无战场经验,对父辈历史记忆的梳理与还原开启了他探索历史的真相之旅。《刺杀骑土团长》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与讨论,便是在“我”为“免色涉”完成肖像画的过程中,可以说,正是通过“免色涉”肖像画,村上为读者导入了南京大屠杀记忆。

其次,“免色涉”肖像画具备揭露真相的功能。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发现与画中的人不同,真实的“免色涉”身上隐藏的暴力倾向开始慢慢浮现。“骑士团长”说,“免色涉”是“危险的、非同寻常的存在”。村上隐晦地表达了“免色涉”这个人物在其完美的画像外表之下隐藏着某些“恶”之记忆。

“免色涉”这个形象在村上文学谱系中,对应的是带着战争暴力记忆存活下来的父辈形象。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二战历史欲盖弥彰的暧昧态度,使得具有战争记忆的父辈们变成了“免色涉”,他们将暴力记忆藏入“衣柜”,从不示人,隐蔽性很强且具有传承性,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与“恶”再度显形,成为“既是‘免色涉’,又不是‘免色涉’”的危险之物,这也是村上通过“免色涉”肖像画想要表达的担忧。

雨田之画: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还原与再塑

“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作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第一幕第一场唐娜·安娜的父亲骑士团长被唐璜所刺杀的情景,画面中共有5个人:穿着飞鸟时代的服装,一个年轻的男子把剑刺入了年老男人的胸膛,一旁站立着一位放声大哭的年轻女性和一个单手拿着账本的年轻男性,画面左下角有一个男人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男子把地面上的封盖顶开一半,从那里伸出脖子,露出长长的脸。这个奇妙的目击者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村上继续给出暗示,“是雨田出于某种意图将此人补画在画面中的。”并且,(此人)出于慎重而在确认事件的细节。至此,读者大概能猜到“长脸人”是通过记忆之穴穿越到了古代,来目击和核实这场决斗的记忆,在后续的情节中,“长脸人”撕开画面,“我”由此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雨田具彦的记忆通过其他人的讲述,逐渐在“我”面前拼贴成完整的画面:在西洋画领域被寄予厚望的雨田具彦留学维也纳,在此期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合并,希特勒的暴力统治越来越激烈,雨田具彦参加了反纳粹的地下抵抗运动,和同伴一起计划暗杀纳粹高官。可是,计划泄露,同伴们相继被盖世太保逮捕杀害,在维也纳的恋人也被强制送往集中营,只有雨田具彦一人活了下来,被遣返日本。作者暗示,之所以其能独活,是因其家族费尽周折,更重要的背景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其结果,日本和德国进入明白无误的同盟关系”。可以想象,对这样一段记忆,雨田家族一定是噤若寒蝉,雨田具彦本人也根本无从诉说。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可以理解成是原本要发生的暗杀纳粹高官事件在断裂的记忆空间里的修补,弥合他内心暗杀未遂的悔恨和独活的罪恶感,于是“我”在文中推想,“唐璜”是雨田具彦,“骑士团长”是那个本该被刺杀的纳粹高官。

雨田具彦悲惨的战争记忆与《刺杀骑士团长》小说第一部中其胞弟雨田继彦的遭遇有类似的地方。继彦作为音乐系在校学生,阴差阳错被征兵送往中国战场,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并参与虐杀,这样的战争体验令其心理受到重创,最终在回国后无法释然,自杀身亡。

与哥哥留下画作相似,继彦将这段记忆通过遗书的形式保留下来,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可谓惊心动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在各地历经激战,杀人行为、掠夺行为一路反复不止,进入南京后被上级命令用军刀砍杀俘虏,若是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可以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扫射。但一般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鲶鱼,一个接一个把尸体吃掉。听说靠吃这些死尸,当时的扬子江里有些鲶鱼肥如马驹。

接下来,这段转述继彦遗书中被迫砍杀俘虏的记录最为暴虐:

上级军官递刀给继彦,要求他砍掉俘虏的头。继彦并不想做这样的事。可是倘若违背上级的命令,事态就严重了。单单接受惩罚是不能完事的,因为作为帝国陆军,上级的命令便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他颤抖着举起了军刀。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大力气,那军刀也只是那种批量生产的便宜货,人头没能轻而易举地斩断。而他也没能紧接着补刺一刀,令其断气。四下一片血海,俘虏痛苦地满地打滚,那光景悲惨至极。

村上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表现备受日本右翼攻讦的“南京大屠杀”,这其实是与试图淡化和掩盖战争记忆的暧昧言论的一种决算。他在展现战争记忆对人内心造成的摧残的同时,将战争责任直指天皇以及天皇制度下麻木不仁的军队,不得不佩服村上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尊重历史记忆的良知。

隐喻空间:大屠杀记忆的反思与重构

村上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安排了这样“灵光闪现的时刻”:为了找回失踪的秋川真理惠,“骑士团长”主动请“我”将其刺杀,通过重演画中场景,引出画中另一人物“长面人”,即前文提及的记忆的导引者,“我”得以进入“隐喻世界”,在这个空间中,作者对记忆进行了重构并解开了一系列主体隐喻的谜底。

在“隐喻空间”中,“我”通过刺杀“邪恶的父亲”制造了与暴力记忆的断裂,这是村上对父辈们屠杀成千上万平民战争记忆的揭露与反思,除此之外,“隐喻空间”中还包含有作者对暴力发生原因更深层的思考。如前文所论,一直说着“你小子在那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并拒斥被“我”画出来的“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其实是“我”的“本我”。而在“隐喻世界”中,他变成了危险的“双重隐喻”,“某个扁平的什么在黑暗中往我这边爬来”,试图吞噬正在洞中爬行的“我”,这说明“我”警觉于欲望之本我对“我”的控制;按照唐娜·安娜的说法,“双重隐喻”“早就住在人体内深重的黑暗中捕食人的正确情思,吃得肥肥大大”,这暗示着村上意识到“暴力”的产生糅杂着各种政治、环境因素和人性因素,如同本我的邪恶潜伏在任何人身上,属于集体性、无意识记忆的范畴,这也是村上对当下日本社会的警示,如不吸取教训必将重蹈历史覆辙。

创作动机:对日本战后记忆危机的指涉

以上通过分析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几幅图像的内涵,解读了村上春树围绕南京大屠杀记忆展开的提取、还原与再构的过程以及作者对于这段记忆所进行的历史反思。村上曾经被批评不关心政治、历史问题,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关于战争记忆的作品?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日本社会愈演愈烈的记忆危机有关。

长期以来,日本官方主流媒体刻意强调日本二战受害者的身份,而遮蔽战争中日本作为加害者侵略亚洲各国的记忆。尽管铁证如山,战后日本并没有形成承认并反思的历史共识。到21世纪初,右翼学者、政客与某些主流媒体合流,不遗余力地宣扬“南京事件虚构论”,试图从日本“国民的记忆”中抹除南京大屠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村上春树毅然拿起笔参与了战斗。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明确写到了南京大屠杀并表达了他对大屠杀人数争议的看法。相关记述出现在第二部《流变隐喻篇》第三十六、三十七章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村上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数字的争执不过是极右翼分子与政客们转移视线的惯用伎俩,侵略暴行不容置。

结语

纵观《刺杀骑士团长》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恐怖、残暴、荒谬、丧心病狂的图景只是其表象的呈现,作者真正想展现的是暴力记忆带给受害者乃至加害者长久的创伤体验以及蝴蝶效应般的持续影响。对于日本战后那些为了将暴力正当化、合理化而产生的荒诞怪论,村上坚决予以回击,用文学表达的方式与官方刻意回避、弱化的记忆策略展开了搏斗,以其高超的艺术技法打破遮蔽、还原过去、建构起新的记忆空间、拓展历史记忆的话语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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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作者 | 沈俊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林敏洁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校 | 李凌 赵伊汉 俞月花

编辑 | 潘琳娜

签发 | 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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