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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淞沪会战爆发后,毗邻上海的南通旋遭日机空袭,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渐陷生存危局。大生公司高层议决并与政府沟通后,在南通沦陷前夕选择寻求外商庇护的因应之策,并于1938年1月10日正式抵押给德国蔼益吉电气公司,自此“改换门庭”。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大生公司依靠“德产”外衣与日方周旋博弈,维持生产经营近一年。
  这一时期大生公司扭转了十余年来的亏损,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债务,摆脱了债权人的管控,而且获利颇丰,创造了全面抗战初期沦陷区民族工业的“生存奇迹”。

  南通沦陷前大生公司的经营困局
  大生公司建厂后,生产经营业绩良好,鼎盛时期几乎垄断了南通棉纺织业,纱布远销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资、外资纱厂争购原料,产品削价竞销,进而导致花贵纱贱。
  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1922年后大生公司的产销量逐年递减,债务层累,各厂均陷人不同程度的经营困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通因邻近上海而频遭日机空袭。8月17日,日机轰炸了南通唐家闸、江家桥,位于该地的大生一厂、副厂均受不同程度损失。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沿京(南京)沪(上海)线及太湖南岸向南京进犯,长江北岸的南通虽暂时安全,但亦有唇亡齿寒之感。
  22日,副厂厂长张方佐致函总管理处称:“苏州失守,大局危急,江北随时有被占可能。”此时,副厂积存棉纱价值20万余元,且无任何防范应急准备,“一旦敌军登岸,迳能捞手。”

  “抵押”资产与大生公司的生存抉择
  大生公司在生存危机面前,选择了长期有业务往来且合作关系良好的德国蔼益吉电气公司,作为非常时期的求助对象。
  1938年1月10日,大生公司与蔼益吉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大生公司更名为“德商蔼益吉中华电机厂远东机器公司经理大生纺织公司”。
  合同生效后,大生各厂钟楼均悬挂德国国旗,以免遭日机轰炸,厂门口亦悬挂“独逸人所有财产”的牌子。
  显然,大生公司了解德国与日本的盟国关系,并利用这层关系选择了自身生存的因应之策,即以“抵押”换生产,以“德产”求庇护。

  “德产”外衣下的企业生存与经营
  蔼益吉公司员工尽职尽责,在南通沦陷后全力保护大生各厂。驻厂的德国经理和职员恪尽职守,与日军周旋。
  1938年4月11日,蔼益吉公司驻厂职员成功阻止日军进入大生电厂降下德国国旗,然而,德方的保护令“日方大为不满,原欲攫取该厂营业权而无从实现。”
  大生公司虽处沦陷区,因系“德产”,日方尚未侵占攫夺,故产品不属“敌货”,可在后方正常销售。战时棉纱“有价有市”且利润可观,银团又减免利息,减轻了大生公司的额外负担。这一时期大生公司在“德产”外衣的保护下,企业经营出现了短暂的“辉煌”。
  随着大生公司“德产”真相的暴露,以及日军南通特务机关的干涉,1939年3月2日,大生各厂被迫接受日军当局的“军管理”,厂内40余名德籍员工也遭到日军驱逐。
  1939年4月后,大生各厂悬挂的德国国旗及“德产”招牌被陆续撤下。11月1日,不得不解除与蔼益吉公司的“抵押”合同。

  结语
  以“外资”身份求生存,成为全面抗战初期民族企业行之有效的因应之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免遭日军当局的劫掠。
  不同于大多数寻求外商保护的民族工业仅仅实现护厂目的,大生公司依靠这一策略不仅暂时保全了工厂,而且通过“盈亏、理债、拒敌”等步骤化解债务危机,实现了从被动经营向自主生存的飞跃,创造了短暂“辉煌”。
  然而,受制于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的恶劣环境,大生公司因“德产”真相暴露,最终亦无法逃脱日本“军管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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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作者 | 张若愚(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审校 | 李凌 赵伊汉 俞月花
  编辑 | 潘琳娜
  签发 | 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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